讲座定在晚上七点钟，记者六点钟来到理教211的门口，门外已经有了徘徊的人。

一位在北大读法律硕士的同学说，来这儿听高晓松讲座，一是被他这个人所吸引，二是对校园民谣这种创作方式感兴趣。

现代音乐社的一个女生觉得，高晓松的词写得让人对校园生活很向往，她很向往那种状态，想跟着他一起回忆一下过去，他那个时候的歌无论怎么唱都很好，很浪漫，现在唱起来也会觉的特别好听，很想听他讲一讲是怎么把自己的感觉变成歌词的。

“正如他自己所说，他更多的是一个诗人。”现代音乐社社长龚翌旸这样说。

七点五分，高晓松走进教室，披散的头发，简单的眼睛，脱了黑夹克，天蓝色的上衣显得干净而纯粹。

“作词儿这事儿没法教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倒是可以问问我。”

讲座以短信提问的方式进行，高晓松浏览着笔记本电脑上不断增加的问题，操着一口北京腔，用他独有的幽默方式，一瓶水，三只烟，聊起了他的音乐，他对音乐的感觉和他对待艺术的态度。与其说这是一场讲座，不如说这一场对话：轻松而简单的对话。
 
“其实每首歌都包含着复杂的情绪，不是很简单的失恋啊，恋爱啊，或者是为了某一个同桌或是某一个兄弟写的，这是一个复杂之极的东西。”

“有心灵的时候什么都不用，什么训练啊，什么中国字儿外国字儿，挺朴素的歌儿，听着就挺好。”

有观众问到些歌是有词还是先有曲，先有旋律还是和声，高晓松说：我通常会先有连词带曲的一句，这是一个动机和一个路子。
 
“音乐最好不要有理性的参与，最好不要把音乐翻译成一种有逻辑的东西，很多音乐人都不识谱子，音乐是一种特别直接的感觉，人民大众对乐曲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声音，而不是乐谱。”

“写歌没地方学，我想说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教你写歌。”

聊起人，高晓松说：“我喜欢事少的人，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喝酒聊天，少谈点理想，就挺好了。”

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的很快，与其说是听高晓松讲作词，不如说是听他讲故事，领略他的个性和魅力。
 
结束后，问到感触，一位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对记者说，高晓松很有个人魅力，今天的谈话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——后现代。